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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遭处死中共最高等级军官 枪决场面极惨

来源:中评网 阅读: 2016-09-07 19:55 我要评论

1970年3月11日凌晨,江苏省常州市西门外西公墓,响起了几声沉闷的枪声,蔡铁根高大的身躯应声倒地。他是中共建政后遭处决的最高等级军官。文革中他蒙受不白之冤,被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本文摘自中评网,原题为《蔡铁根:49年后被冤杀的最高级军官》。



1950年筹建陆军大学期间,蔡铁根(前左一)陪同朱德勘察陆大校址(图源:浙江图书馆)

蔡铁根(1911年12月-1970年3月11日),汉族,生于河北省蔚县塔头村,曾就读于厦门大学,1936年1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9年加入中国党,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9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军队反教条主义的受害者,文革中被诬陷为“蔡铁根反革命集团”“主犯”处死,是中国 1949年以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军官。

早年经历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蔡铁根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干事,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冀热察挺进军骑兵大队政治教导员,冀热察挺进军第九团政治处副主任,中共桑干河区工委书记兼广灵区大队政治委员。参加了平型关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反“扫荡” 战役战斗。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第一野战军冀察纵队第七旅政治部副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七旅政治部副主任,第二纵队第五旅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政治教员,一总队副总队长。参加了绥远、张家口、古北口、怀来、新保安等战役战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训部条令处处长,条令局副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教范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军事学术史教授会副主任,战史教授会主任。

遭受迫害

1957年2月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开始部署反教条主义,矛头直指刘伯承担任院长的军事学院和萧克担任部长的训练总监部。8月刘伯承被迫辞职。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进入了决策中枢的林彪以中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身份主持会议,召开了有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把反对军队工作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斗争的残酷,可以举两个例子足以说明。一是萧克遭到连续四个多月批斗后,有一天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那些人不但没有表示同情,反而指责医生“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二是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战史教授会主任、红军时期干部蔡铁根大校在会上说,共同条令(五十年代军内制定颁布的)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来,他被逐出军队,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根本不容许他申辩、讲真话!

1959年10月,在全军“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党籍、军籍,调离部队的不公正处分,被分配到江苏省常州市机械工业局当巡视员。

被贬常州后,蔡铁根境况相当凄惨,老婆与他离婚,一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艰难度日。

“文化大革命”中,旧事重提,蔡铁根被折磨致死,景况凄惨。

1970年,老红军蔡铁根临刑前的遗书

“刚刚、沙沙、南南,亲爱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孩子们:……”刚看了这个开头,泪水就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不能不和你们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是因为爸爸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对你们有害处呢!如果爸爸还活着,还留在你们身边,那你们就是“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子女,它就影响你们的未来,影响你们的发展前途,使你们无缘无故地遭受屈辱。痛苦和歧视,虽然你们都还小,还需要爸爸的抚育和教养,但我这个爸爸不仅起不了这样的作用,而且还要起坏作用。所以爸爸还是离开你们好。不要以为爸爸心狠,也不要哭爸爸,可怜的孩子们,原谅爸爸吧!“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这一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中国人民,对得起中国的革命事业。我为这个事业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真正忘我地工作了30年,我只是感到对不起你们,你们将要成为孤儿,这是我真正的罪责。这是我心中感到最遗憾和最痈苦的事。“我危害到你们,使你们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完全破坏了你们已经不太幸福的童年生活,使你们痛苦,使你们羞耻。并且还在你们未来的道路上布满了障碍,严重的妨碍着你们的发展前途,是爸爸害了你们,是爸爸该死,恨爸爸吧!你们完全有理由恨爸爸!“刚刚,虽然你还只有10岁,但你却是爸爸最大的儿子,而且是四年级的学生了,应该懂得很多事了,经过爸爸这次事件,你应该更懂事了。不仅要最听话,最懂事,最爱劳动,最会做事情,而且还要做弟弟妹妹的模范,带领他们影响他们……“可是我的孩儿,你的性格很不好,太刚、太强、太硬、宁折不弯,很像爸爸,这是很危险的!因而也是爸爸最不放心的。希望你能变得聪明些,能随机应变些。宁折不弯如我,结果只有折,爸爸的事你是亲眼看到的,你也多少懂得一些了,应该接受这惨痛的教训,切记,我亲爱的孩子。

“南南,你最小,又最调皮,但也最可怜,所以爸爸也最不放心你,然而我已经不能再照顾你了。你本来是个最聪明,最懂事,最关心爸爸的好孩子。可是由于你小,又调皮,不听话…… 所以爸爸最不放心你,你如果能听话,不和刚刚争,不和沙沙闹,那该多好呢,爸爸不是更放心了吗?你能改吗?我的儿子,爸爸多么希望你能改呀!“沙沙,你是个女孩子,就是头脑笨了点儿,我想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聪明起来的,你本是最憨厚,最能忍让的,可是近来,我看你也变得爱争吵了,这很不好,要坚决改,当然哥哥弟弟欺负女孩子,故意找你的麻烦,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如果在家里玩得不开心,可以出去找女孩子玩,但不要和她们吵,女孩子应该特别听话。”

“我最不放心,最难割舍,最依恋的孩子们,爸爸要和你们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不是暂时的离别,但你们不要想爸爸,也不要哭,爸爸对于你们是有罪的,但你们都是好孩子,你们没有罪!你们应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照顾!”

“别了,我亲爱的孩子们,让爸爸吻你们!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

他死了。没死在战场上,没死在反动派的监狱里,却冤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一些知道内情的同志望着茫茫大雪,悲愤地说:“这桩冤案总有昭雪的一天!”

时间长了,街坊邻居和本单位同志知道了蔡铁根是个老红军,曾在中央军委工作过,还珍藏着与朱德总司令等高级领导干部合影的照片。因此,常州市许多干部、群众纷纷慕名来访。他对来访者一律热情相待。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人们议论饿死人的原因,蔡铁根就归咎于高指标、瞎指挥,蒋介石当时叫嚷要“反攻/大陆”,蔡铁根就同朋友们谈到,他们这些军人可以干“老本行”,上山打游击。蔡铁根没想到,这些聊天的话为他日后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在经常与蔡铁根交往的人中,有个年轻人叫巢尔谷。此人是常州市五金公司的文书,两人成了朋友。1960年10月,巢尔谷被下放到宜兴县丁蜀镇后,两人继续保持书信往来。当时,巢尔谷生活困难,蔡铁根曾两次资助他一点钱。

1962年5月,巢尔谷因参加当地教师搞的“青年学社”组织,被宜兴县公安局传讯。传讯中,巢尔谷交代说,他和常州市一个“右派分子”蔡铁根是朋友,并且交出蔡铁根先后写给他的19封信。

巢尔谷希望通过在蔡铁根问题上立功。于是从1963年7月至1966年6月,巢尔谷先后到蔡铁根家里去过10次。蔡铁根喜欢喝酒,巢尔谷每次去总带上几瓶酒,先把蔡灌醉,再记下他酒后露出的“真言”。但是,公安局认为,没有足以证实蔡铁根进行所谓“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1966年,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常州城也陷于大混乱中。8月,常州市机械局的人保科长偕同常州中学的红卫兵,以破“四旧”名义,到蔡铁根家里抄家。当时,抄出了蔡铁根的40多本日记,一把抗日战争时期从日本人那里缴获的指挥刀。蔡铁根见日记被抄,当场声明:“这日记没给任何人看过,你们把内容扩散了我不负责!”因为日记里有对党内政治生活,以及对某些政策措施不满的言论。特别是,他在日记中有批评毛主席的语言。抄家人员便如获至宝,呼啸而去。

这次抄家后不久,巢尔谷接到常州市公安局的通知,再次来到常州。他把“文化大革命”以前几年中了解蔡铁根所得的材料进行“综合”,整理了一份长篇材料。把蔡铁根与他朋友的往来说成是以交朋友为名搞“反革命组织活动”;把蔡铁根等人谈论打游击,说成是“要成立反革命游击队,要推翻政权”;巢尔谷还把他邀请蔡铁根去游览“善卷洞”,胡说成是打游击看地形。

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常州市委于1966年9月上旬成立了“蔡铁根专案办公室”。9月17日,市公安局拘留了蔡铁根和同他往来密切的吴翼;接着又拘留了同蔡来往较多的余须涌和屠苏。

蔡铁根入狱后,对于逮捕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第一次审讯中,他对审讯人员说:“我根本不是犯人,十六条里,我够上哪一条?把我关了十几天有什么根据?依什么法律?”对方喝道:“你讲还是我讲?这里是看守所!”蔡铁根回答:“我要讲,你们要把我往框框里装,我决不会承认。”为抗议对他不公正的打击迫害,他在狱中曾三次绝食。他曾想逃出监牢去告状,结果被察觉,罪加一等,钉上了镣铐。

1969年11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决定把与蔡铁根案子有牵连的人集中到一起,用所谓办“学习班”的办法来搞。

据参加“学习班”的人回忆,当时气氛森严恐怖。关起大门走小门,所有的窗户都用纸密密糊上了。15个对象由15个小组搞,各占一个房间。1970年3月,常州市公检法军管会根据几次搞的材料,认定“以蔡铁根、吴冀为首纠合反革命活动”判处蔡铁根、李业舫死刑,立即执行。

从听到判决到最后,蔡铁根始终从容镇定。行刑前,蔡铁根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吴翼道别时说:“你看过古戏《搜孤救孤》没有?”吴说:“看过。”蔡铁根说:“活着的,要把这个官司打到底!”

早在1970年3月底,这个冤案宣判后的20多天,蔡铁根的同案受害人吴翼等人就向服刑所在单位提出口头和书面的申诉。到1976年底为止,数万字的申诉材料如同石沉大海。申诉者落得的只是所谓“不服管教”,罪加一等。

1978年1月,许多同志给蔡家三兄妹凑集了路费,让他们到北京上访。同案被害人余须涌将第一手材料交给蔡氏三兄妹。在北京,一些领导同志亲自为孩子们安排食宿。他们中有些人和蔡铁根同志是战友。听着孩子们的哭诉,他们说:“孩子别哭,我们了解你爸爸,他是个好同志!”

1979年2月6日到14日,常州市法院派人偕同江苏省高级法院的同志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汇报了蔡铁根的案情。最高人民法院复查了全案,于1979年 2月12日作出关于蔡铁根一案的处理意见,明确指出:“认定蔡铁根‘要组织反革命游击武装,要建立根据地,上山打游击’,是没有根据的,应予否定。”关于蔡铁根由于被划成右派,由于对处理彭德怀同志等问题有意见,在他的日记上写了一些批评毛主席的话,这也“构不成犯罪”。因此,经研究认为:“原来蔡铁根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是错误的,应撤销原判宣告无罪,给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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